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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半月談第12期_半月談2017第12期匯總

      http://m.ssrtes.com       2017-08-19 11:21      來源:半月談
      【字體: 】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2017年半月談(第12期)(精選)

        半月評論:中國減貧 世界矚目

        “足寒傷心,民寒傷國。”消除貧困、改善民生,中國一直是世界減貧事業的積極倡導者和有力推動者。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人民積極探索、頑強奮斗,走出了一條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政府主導、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堅持動員全社會參與、堅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結合的中國特色減貧道路。沿著這條道路,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脫貧,中國也成為全球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

        聯合國發展峰會制定的全球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消除絕對貧困作為首要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5564萬中國人擺脫貧困,相當于一個歐洲大國的人口總數。中國承諾,絕不讓一個貧困群眾掉隊,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中國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我們不應忘記,過去十年,中國是為全球減貧作出最大貢獻的國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今年初這樣評價中國的減貧成就。

        減貧成績顯著,源自能力和優勢

        村村都有幫扶隊,一村選派一個書記,一個貧困戶確定一名幫扶責任人,從精準“掃描”每個貧困戶情況,到因地施策、因戶施策,廣大黨員干部奮戰一線,把脫貧攻堅的軍令狀明確到每一個人,每一個行動中。

        在扶貧的路上,不能落下一戶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是共產黨人的莊嚴承諾。

        從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到西南邊境的大山溝,從逶迤磅礴的烏蒙山區到橫絕山巔的秦巴腹地,昔日難見外人的貧困村入駐了一個個“新面孔”:駐村干部、“第一書記”、扶貧工作隊、扶貧志愿者……數據顯示,全國共有超過200萬人參與貧困人口建檔立卡工作,超過50萬名各級干部進駐貧困村。黨員在,群眾就有了主心骨。在廣大黨員干部的組織帶領下,大山深處的人們重新燃起了脫貧的希望。黨心和民意深深凝聚、同頻共振,激發出向貧困宣戰的強大動力。

        中國的減貧能力,源自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執政能力和動員能力,彰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的優勢。

        面對扶貧工作的復雜形勢和緊迫目標,黨中央不斷加大扶貧開發動員和部署力度。2015年底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來自中西部22個省區市的黨政主要負責同志與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隨后,壓力級級傳導,責任層層落實。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務實有效的扶貧管理體制安排,讓中央的政策部署順利傳導到基層干部,貧困群眾充分感受到來自黨中央的溫暖。

        減貧方略高效,世界為之點贊

        中國減貧,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減貧道路”這一理念。

        為實現減貧目標,中國實施精準扶貧方略,努力找“貧根”,對癥下藥。中國堅持分類施策原則,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并實施了“五個一批”脫貧手段,即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態保護脫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脫貧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從單向扶貧到產業對接,從經濟援助到社會事業多領域深度合作,扶貧協作道路多樣展開。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金融扶貧、生態扶貧、電商扶貧、光伏扶貧……一系列脫貧攻堅新探索、新實踐在廣闊的基層大地奔涌而出,一戶戶貧困家庭由此受益。

        中國的減貧成績贏得世界高度評價,各國紛紛探究中國減貧的成功密碼。

        俄新社政治觀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撰文說,中國在脫貧方面創造了世界紀錄。在中國,脫貧是多方面的事--改善教育、提供信息、送去高產的種子,以及通過反腐確保扶貧資金落實到位。

        柬埔寨戰略研究院主席強萬納里將中國的減貧成果稱為“奇跡”:“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而有效合作,確保每個人都能分享發展的成果。”

        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丹尼爾·萊穆斯說:“中國無論從政策上還是實際行動上,都一直致力于縮小貧富差距,采取各種方法扶持低收入階層,讓全體人民享受經濟發展成果。”

        巴西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經濟學教授里卡多·比爾朔夫斯基表示,中國能更好地讓貧困者利用發展的機會,通過參與經濟活動實現脫貧。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了“到2030年在全球所有人口中消除極端貧困”的目標。數據顯示,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已從1990年的19億降至2015年的8.36億,其中,中國的貢獻率超過70%。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曾表示,中國在減貧等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方面正發揮領導作用。

        開展對外援助,力推國際減貧

        中國在國內脫貧攻堅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還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加大力度開展對外援助,推進國際減貧事業。

        中國不斷創新對外援助理念、政策和方式,逐步形成了諸如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尊重受援國自主權、踐行相互平等的原則、追求“授人以魚,更授人以漁”的援助目標等具有自身特色的援助模式。這些援助有效地改善了受援國的經濟發展條件,激活其資金和商品市場,并推動其經濟發展。

        60多年來,中國共向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近4000億元人民幣援助,派遣60多萬援助人員。中國先后7次宣布無條件免除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對華到期政府無息貸款債務。2015年,中國宣布: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繼續增加對最不發達國家投資,力爭2030年達到120億美元;未來5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減貧、農業合作和促貿援助等“6個100”的項目支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2萬個來華培訓和15萬個獎學金名額等。這些舉措正得到全面落實。

        中國將自己艱難探索出來的減貧經驗和脫貧規律,毫無保留地介紹給需要援助的貧窮落后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逐步推行了貼息優惠貸款、援外項目合資合作等方式,利用不斷增加的援助和投資來帶動受援國的經濟發展和產業能力提升。同時,為適應受援國的實際需要,中國的援助隨著受援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不斷調整。

        雖然減貧成績斐然,但消除貧困的工作依然任重道遠。中華文化歷來具有扶貧濟困的優良傳統,中華民族歷來具有兼濟天下的廣闊胸懷,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努力、智慧與擔當,必將為國際減貧事業注入新的動力,同國際社會攜手共建起沒有貧困、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謀變:閱覽老工礦的新城市故事

        --老工業遺存的新變身

        工業遺存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特質、文化記憶和歷史精華。當下,工業遺存紛紛變身、轉型、升級,煥發生機,在刷新產業業態、改善百姓生活、推動城市發展等方面,彰顯出其特殊價值和獨特魅力。

        閱讀城市,請先觸摸工業遺存地標

        上海楊浦濱江是我國近代工業文明的發源地之一。這里誕生了中國第一家自來水廠、第一家發電廠、第一家煤氣廠。隨著浦東開發,上海全面促進產業轉型,這里的廠區關停、建筑荒廢、場地空置,但人們并沒有忘記這片記錄著城市人文、精神氣質形成的地帶。

        楊浦區委書記李躍旗說,目前開展的楊浦工業遺存轉化利用工作,希望既把工業歷史保護好,又使得現實與傳統交相輝映,讓每一個來到楊浦濱江的人,都能夠閱讀這座城市的建筑,感受這座城市的肌理,感悟這座城市特有的歷史文化風貌。

        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建筑系教授常青的團隊受楊浦濱江委托,走訪了這里的每一幢廠房,對建筑物的年代、用料、功能等進行評估,梳理出這一帶有價值的建筑物、構筑物和綠化,并列出一張“保護清單”。

        位于上海船廠的一幢不起眼的四層抹灰廠房建筑,是建于1920年的東方紗廠倉庫,是楊浦濱江現存最早的無梁樓蓋倉庫。常青團隊建議對其整體保留再利用,并向上海市文物局推薦為文物保護單位或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筑。

        每一次現場踏勘,寬闊的碼頭上工業時代留下的遺跡、被陽光曬得熾熱的粗骨料地坪、黃浦江水拍打堤岸的聲音和江面上船只低沉的鳴笛,總會讓規劃師們聯想到老工業時代的繁忙。保存歷史“特征物”,才能體現歷史神韻。楊浦保留了近300米防汛墻,斑駁的墻面提示著往昔工業碼頭的記憶。和防汛墻一同被保留下來的,還有大小不一的鋼質栓船樁和混凝土系纜樁。

        對于工業遺存,最好的保護就是再利用。文化歷史的沉淀,留存于建筑,同時也體現于生活。在楊浦,歷史感、智慧型、生態型、生活化的融合圖景開始呈現。長陽創谷結合中國紡織機械廠原廠房的特點,凸顯“綠、光、銹、合”的生活理念。“綠”是綠意,“光”是老廠房內部陽光與空氣的引入,“銹”指的是工業記憶的保留,“合”則側重于生活氣息和溝通交流,各類活動的可達和順暢。

        “在楊浦的血脈中,有著百年工業積淀下來的嚴謹、樸實和勤勞。”當地人說,隨著未來楊浦濱江由封閉的生產岸線變成開放共享的生活岸線,閱讀上海,請先從楊浦開始。

        產業“蝶變”,城市涌動新活力

        城市發展迅速,城市功能重新定位,讓傳統工業逐步退出城區。加快以二產為主向三產為主的轉型、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的升級,成為不少城區中老工業區的主要發展任務。

        有著深厚工業底蘊的江西南昌市洪都老工業區位于青云譜區核心區域。青云譜區委書記孫毅說,受城區發展空間的限制,目前支撐全區經濟的工業企業都在加速外遷,產業發展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

        對于如同青云譜的城區而言,這種“轉型”往往是斷層式的、也是被動的。如何變被動為主動?舊工業建筑群雖然老舊衰敗,但許多具有工業遺產價值的東西都還在,如今要做的,是整飭和適應性再生,植入合適的功能或業態。如今青云譜區正加速工業遺存的轉型升級和功能再造。

        創意東八區、1865創意產業園、創意中央科技文化產業園……這些江蘇南京人耳熟能詳的創意產業園區,其實都是由老舊工業企業“關停并轉”、搬離主城留下的老廠房、舊建筑改造而成的。如今,一塊塊“銹帶”重新崛起為產業高地。

        南京定淮門12號原來是破產多年的莫愁洗衣機廠廠址。2003年,4萬平方米的老廠區改造變身為世界之窗軟件園,融現代建筑與古典園林于一體,很快匯集了多家高科技企業,一時間經濟價值凸顯。

        同時,工業遺存變成各種新空間、新產品,城市產業獲得轉型契機,為城市功能注入新活力。

        蘇州二葉制藥有限公司前身是蘇州第二制藥廠,始建于1946年,是國內最早生產青霉素的企業之一。2011年,蘇州二葉制藥有限公司外遷。當地保留蘇州二葉制藥廠內煙囪廣場、鋼罐塔樓等文化元素,重新配套電纜、消防、智能等系統,再結合環古城河風貌帶分設功能區,老廠區由此轉身成為充滿懷舊氣息和時尚元素的文化產業園區。

        在吉林省吉林市豐滿發電廠,攔江大壩、豐滿水電博物館等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有機結合,成為吸引游客的重要資源。與傳統旅游相比,到這里,不僅可觀光休閑,而且能夠滿足游客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工業旅游讓當地的名氣越來越大。

        對接城市發展新理念

        當下,工業遺存謀變的新路,讓綠色發展、循環發展理念在城市發展中有了更多的路徑選擇。在南京市棲霞區馬群街道,原屬于南京煤礦機械廠的“灰頭土臉”舊廠房如今升級為企業總部基地。這里的綠色資源為園區的招商帶來獨特優勢。負責運營管理的南京商業經營管理有限公司招商部主管張琛說:“園區保留了幾十年的梧桐、水杉,這是歷史留下的財富。”

        空間緊張是我國城市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普遍問題。工業企業被不斷擴展的城區包圍在內,客觀上對城市整體功能的劃分形成阻礙。同時,由于一些企業為重化工企業,對城市安全和居民生活環境也造成潛在威脅。老工業企業的搬遷、老廠址的改造成為城市發展的必然。

        南京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一所副所長宋嘉認為,一些老工礦的廠房、建筑位于主城區黃金地段。如果推倒新建,便與普通商務樓沒有區別,也沒有任何招商優勢。在原本的基礎上改建老工礦,不僅成本較低,且對環境產生的影響較小,這是最靈活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

        如今在老工礦的轉化利用過程中,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讓升級版的老工礦充滿親和力。改造后的長春電影制片廠老廠區免費向公眾開放,人氣十足,形成文化地標,帶動周邊形成一個電影文化聚集區。

        位于長春東盛大街的萬科藍山住宅項目,是原吉林柴油機廠所在地。萬科藍山社區中保留和修復了部分工業舊址建筑,紅磚墻、銹鋼板等老工業材質與現代建筑彼此映襯融合。臨街一片俄式風格的老廠房建筑群,記錄著上世紀50年代的紅色歲月。

        據介紹,為將社區建成融合工業歷史底蘊與現代城市時尚之地,藍山項目要求建筑要避讓樹,保留有代表性的老廠房;同時建立了工業博物館,把這里的歷史保存下來。

        挖潛:工業遺存怎樣“活在當下”

        --老工業遺存的新變身

        無法回避的是,當前工業遺存的保護利用仍存在一些亂象,還有不少難題需要解決,亟待綜合施策,讓工業遺存真正“活在當下”。

        不能只是地產開發,或一拆了之

        城鎮化進程中,越來越多完成使命的工業設施退出歷史舞臺,而退出的方式,往往是拆除。不少人認為這些老舊廠房、陳舊設備早應一拆了之:一些企業認為“拆光廠子賣完地就萬事大吉了”,一些居民希望拆遷以改善居住環境,多分幾套新房。

        專家認為,工業遺產要真正融入城市建設,不能簡單粗暴開發,或一拆了之。

        清華同衡詳細規劃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剛認為,不少工業遺存位于城市的核心地段,土地的潛在價值很高,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對土地產出的期望值很高,這使得政府對于工業遺存的保護缺乏動力。

        專家呼吁,地方政府應采取措施,嚴格限制對工業遺存粗暴拆除行為,盡力科學合理開發保護。同濟大學建筑城規學院教授、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阮儀三指出,首要的任務就是在全國范圍內摸清家底。

        中國建筑學會工業建筑遺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伯英坦言,我國工業遺存眾多,所有的都保護,既不現實也不科學。當務之急是要在摸底的基礎上,分類分級考慮,集中精力辦大事。

        專家認為,可以對相關設施以對中國工業化的貢獻、是否具有典型的歷史意義、再利用價值高低等標準實施分級管理,有針對性地進行騰出區功能升級。

        當作負擔心態、象征性保護須警惕

        專家表示,最令他們心痛的是縱然振臂高呼,一些地方政府也始終沒有培養起保護和合理利用工業遺產的意識,對其歷史文化價值更是缺乏認識。有的企業即使有二次開發的想法,也往往因缺乏足夠財力、人力和政策支持作罷。

        半月談記者采訪中發現,說起工業遺存保護,許多地方政府和企業負責人都表示知情,但不少將其視為負擔。各方對于工業遺存保護利用的認知不統一,涉及經費投入,難免互相推托。

        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存在把工業遺存當作負擔的心態,對工礦遺存保護利用動力不足,往往采取象征性保護,如僅留下一棟樓、建上一座陳列館等。

        防止不當、過度開發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地方的工業遺存被一窩蜂改造成文創園項目,命名方式極其雷同,改造后的功能屬性也驚人一致:創意產業+辦公。

        在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胡小武看來,打造產業園區最忌“千人一面”。他建議,首要解決特色不鮮明問題,園區之間要形成錯位發展,努力培育出各個園區的拳頭品牌和特色產業。

        不少園區定位不準、特色不彰、層級不高的背后是一些單位缺乏對工業遺存文化內涵、歷史內涵的深入挖掘,僅將內外空間簡單整治一下就對外招租。經濟效益成為追求的第一目標,文化和社會價值被冷落一旁。

        在一些工業遺存再利用項目中,過度開發傾向則令人擔憂。在黑龍江哈爾濱頗具歷史的一家機械廠,老廠房被“精裝修”了一遍,地面全部使用大理石鋪裝,完全看不出當初的影子,工業的意象僅僅靠弄一些鋼管雕塑來提示一下。

        相關專家表示,對于未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的工業遺存,目前國內還沒有專門機構來規范其改造利用。不同類型、不同年代、不同歷史背景的建筑物、構筑物,適合進行何種開發再利用,這些都需要予以明確。

        活化工業遺存,用好“兩只手”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在工業遺存改造項目中定位不當,有的越位“大包大攬”,斥巨資開發卻因缺乏總體規劃協調,后期配套服務不到位等,效果欠佳;有的缺位“不作為”,不注重引導和扶持社會資本,使有意參與開發的企業只能“單打獨斗”,難以形成規模效益。

        采訪中,專家和企業人士均表示,工業遺存再利用的核心是“活化”,單純由政府主導不可行也沒必要,政府應充分發揮“牽線搭橋”的作用,重在引導,在政策和資金方面予以支持,在保護和開發中嚴格監督,同時做好配套服務。

        重慶市南岸區“N18 LOFT小院”項目開發企業負責人吳穎紅曾用“九九八十一難”來形容企業在工業遺存保護利用中遭遇的困境。舊工業區人員轉型、未來預期不明晰等難點問題都曾讓吳穎紅頭疼不已。

        專家表示,企盼政府和企業良性互動,共同激活工業遺存生命力。“保護利用工業遺存不能是權宜之計。”重慶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所長張鳳琦認為,保護利用工業遺存,政府要做好規劃,使之成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互聯網+”改革 促老工業城市全面變身

        個性化私人定制牛仔服、智慧環衛、社會治理“云平臺”“互聯網+”居家養老、“云黨建”“云政務”……作為老工業城市,山東省淄博市近年來強力推進信息化引領改革,促進了經濟、社會、法治、生態、黨建等領域新舊動能轉換,經濟社會事業發展取得明顯成效。

        “一路之隔,新舊動能華麗轉換”

        在位于淄博市桓臺縣的山東海思堡服裝服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新舊動能轉換成效從一條道路兩側的車間中一看便知--道路一側是傳統的牛仔褲生產車間;另一側是智能定制車間。

        公司總經理張為卿說,2016年以來,公司堅持以信息化引領新舊動能轉換,以“定制”模式為核心,通過“互聯網+”建設海思堡全球牛仔個性化定制供應鏈平臺,實現了由傳統服裝訂單式生產向現代標準化、精細化、柔性化、定制化生產的轉變。

        據介紹,海思堡建立的牛仔個性化定制智能生產線,可實現自主下單、智能排版、自動剪裁,消費者可以通過“尚牛網”、天貓等平臺,按自己創意或要求直接定制個性化牛仔服。

        在淄博,像海思堡這樣正在進行新舊動能轉換的公司還有許多。

        淄博市委改革辦專職副主任李衛說,在經濟改革領域,淄博市實施了工業精準轉調“1+N”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兩化融合,信息化成為引領老工業城市轉型升級的新動能。

        據介紹,2016年淄博市兩化融合發展指數列山東省第3名,信息化廣泛滲透到企業財務管理、營銷管理、采購管理、成本控制管理等流程環節。

        新舊動能轉換,不僅僅是經濟領域

        淄博市委書記周連華說,當前,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引領了社會生產新變革,創造了人類生活新空間;為此,在經濟領域外,我們也以信息化為引領,力促社會、法治、生態、黨建等各領域新舊動能轉換。

        淄博市張店區潘莊社區黨政辦主任侯新博說,2016年底,潘莊社區推行“智能卡云平臺系統”,實現人員基本信息采集、進出軌跡采集、超時報警、遠程開鎖、重點人員關注、內部考核管理、使用權限設置、與公安部門共享聯動等七大功能。“智能卡”分為三種顏色,原住居民為藍色,外來購房人員為黃色,租房人員為紅色,一人一卡,分色管理,并對租房人員設定卡的使用期限,做到了“以房管人”智能化。

        在政府改革領域,淄博市大力推行“互聯網+”政務服務,開通網上辦事大廳、微信公眾服務平臺、移動辦公APP等網上申報功能,辦事企業和群眾足不出戶就可辦理審批,市級網上辦理事項零次跑腿和一次跑腿事項比率達到92.7%。

        在社會事業改革領域,淄博市創造了“互聯網+”居家養老、“互聯網+”醫聯體改革、“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服務民生新模式。

        在黨建改革領域,淄博市全面推行基層黨組織政治生活標準化體系,高標準創新“云黨建”平臺,實現了黨組織黨內政治生活全過程、各環節管理監督,實現了黨員管理和黨內政治生活信息化。

        以信息化引領改革,以改革優化發展環境

        淄博市通過信息化引領改革,促進了新舊動能轉換,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明顯成效。在2015年和2016年山東省對17市綜合考核中,淄博市全面深化改革3項定性指標,全部被評價為最高等級“好”。成績的取得離不開“以信息化引領改革,以改革優化發展環境”的改革理念落地生根。

        淄博市委副書記、代市長于海田說,淄博市委、市政府把信息化引領改革、信息化引領新舊動能轉換作為實現五大發展理念的總抓手,牢牢抓在手上,效果正在逐步顯現。

        在頂層設計上,淄博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制定出臺淄博市全面深化改革運行規則,淄博市委、市政府成立了高規格的全市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另外,新成立的直屬市政府領導的市電子政務和信息資源管理辦公室,以云計算、大數據為依托,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設,促進信息化建設整體水平全面提升。

        近年來,淄博市先后獲批“智慧山東”試點城市、國家信息消費示范城市、國家“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和中國城市信息化50強城市,為信息化引領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

        淄博市委常委、秘書長、市委改革辦主任尚龍江說,在具體工作中,依托自主研發的“互聯網+”改革在線管理服務平臺,實行全鏈條信息化推進,確保改革督到實處、查出效率、考得準確、核出實效。

        上海嘉定:繡花精神補短板,黨建引領宜居家園

        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為破解城市生活常見的社區服務欠缺等問題,上海嘉定區以黨建為引領,通過發動各級黨組織以及居委會等基層力量,為百姓織造了一張綿密的“生活網”,讓棲息家園更為宜居。

        做什么:從破題“最后100米”開始

        在大城市生活,很多市民都會遇到鄰里糾紛、社區環境差等實實在在的問題。嘉定區委書記馬春雷認為,城市治理要講究精細化,精細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摸準群眾的脈搏,把握現實需求,有的放矢。“一方面要迅速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另一方面要學會發現,主動尋找并發現相關痛點。”

        近年來,嘉定區推動房管辦事處、維修分中心等不斷向小區延伸,推動司法咨詢、信訪調解、衛生服務、家庭維權等進一步在小區布點,并推動城市網格化聯勤中心和城管綜合執法力量逐步向小區下沉。目前,嘉定區責任網格已覆蓋693個自然小區,并和小區的大門門禁以及樓道、地下車庫和重點路段的探頭聯網,進一步拓寬了小區治安網絡。

        除了群眾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小問題,城市管理更重要的還應圍繞基礎設施建設等大問題,如對老舊小區改建和危房維修改造等加以解決。對于這些社區“大項目”,嘉定區政府主動承擔或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近兩年來累計投資近13億元。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嘉定區已完成老舊小區綜合改造274萬平方米、危舊住房維修加固40萬平方米,還累計拆除占綠毀綠、占用物業共用部分等違法建筑701處。

        對于很多市民抱怨的出行難、停車難等問題,2015年以來,嘉定區累計新增車位13447個,8個小區解決“潮汐式停車位”近300個,并重點通過設置限時單向行駛等方式,合理疏導學校附近小區進出口等20多個交通擁堵點。

        誰來做:將黨支部建在社區里

        城市管理要像繡花一樣精細,貫穿其中的繡花針則應是各級黨組織。在嘉定區的實踐中,黨建引領正是推進城市治理精細化的重要抓手。

        嘉定區域化黨建平臺原有三級,即區級區域化黨建共同體、街鎮共同體分會和居村黨員議事會。為補齊最后100米的短板,嘉定區更深一層,在小區里新增了“黨員議事廳”,并成立“書記(黨員)工作室”。

        黨組織深入到社區不是單點作戰,而是全面開花。嘉定區建立5000多個樓組黨小組,覆蓋樓組超過1.2萬個,覆蓋率達96%,由此帶動“樓組微自治”等系列活動的深入開展。

        馬春雷表示,立黨為公,最終要落實到執政為民,就是要把人民的需求、人民的追求、人民最現實最直接最突出的利益問題解決好。

        除了發揮黨組織的力量,嘉定區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嘉定區培育并成立“漢未央”“復源”等570個社會組織和5個社會組織孵化基地,入駐企業還出資成立“社區發展基金”,并進行專業化管理和項目化運作,為小區“微項目”建設提供支持。此外,南翔、安亭等鎮部分企業和個人還自發成立“遙薇”基金會等,以此凝聚各類社會力量參與小區治理。

        怎么做:訂好指標、用好技巧

        宜居家園不能只存在于市民的腦海中,而應依托明晰的標準加以落實。為此,嘉定區統一制定宜居家園精美指數體系,對住宅小區細化了44項讓居民更能接受、更能感受、更能享受的精美指數。同時,對涉及區級部門和所在街道,嘉定區也制定了精美指數。這些白紙黑字的標準,讓群眾真正能看得見、摸得著,享受到家園的宜居和舒適。

        在明晰標準的基礎上,嘉定區以現實對照標準,不斷尋找和補齊短板。嘉定區對于所轄小區進行全面問題排摸,并按“一小區一檔案、一樓道一清單、一問題一對策、一訴求一答復”的要求,初步解決了“停車難”“居改非”等20多個歷史遺留問題和300多個居民“急難愁”問題。

        除此之外,嘉定區還充分利用信息化和現代化管理手段,提升城市治理效率。嘉定區推廣“e嘉人·志愿者通訊錄”“菊園有戲”等點單式APP,設計并推出多種線上線下便民服務項目。同時,嘉定區鼓勵并引導“國安社區”等有項目、有資源、有技術的企業,為居民提供諸如便民集市、跳蚤市場、舊物漂流等精準且個性化的“私人定制式”服務體驗,受到居民歡迎。

        農業供給側改革須跨“四道坎”

        半月談記者深入多個農業大省采訪了解到,從玉米收儲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到消化庫存、補齊短板、降低成本的一系列舉措,讓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不斷提高,在基層獲得普遍肯定和歡迎。不過,也有一些農業干部、新型經營主體反映,思想、思路、配套和聯動的“四道坎”,仍在阻礙部分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深入推進。

        思想坎:理解不透、重視不夠、動力不足

        基層一名鎮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多次向縣里建議,專門開展農業供給側改革知識的普及培訓。“我發現縣里不少干部對農業供給側改革不太了解,開會發言,還是新瓶裝舊酒,都是老觀點。”

        多名種糧大戶反映,盡管國家層面三令五申要加快農業供給側改革,但一些地方縣、鄉兩級重視不夠,除了例行會議,并沒有采取具體行動,更沒有設置相關資金和項目,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官員沒有足夠的改革動力--改革既不能增加稅收,又很難在短期出政績。

        有農業干部私下告訴半月談記者,由于怕把握不好政策、怕犯錯擔責,部分干部只求安心做太平官,不去探索新事物。

        比如,一個棉花生產大縣,在農業供給側改革中需要進行品種調整,原本地方政府可以利用這一機會,引導棉農積極對接市場、優化種植結構。但當地政府為了省事兒,一味鼓勵棉農改種水稻。“因為水稻仍然有國家托市收購保底,地方政府把棉農轉型問題變相推給了國家。”有專家這樣評價地方政府的動機。

        思路坎:簡單加減法,或一窩蜂重復發展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部分縣市的農業供給側改革思路不甚清晰,很多仍在簡單地做“加減法”,把不同作物面積的增減作為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重心,而不是深入考慮如何調整發展思路、轉變發展方式、培育新產業新業態等。

        農業供給側改革要求加強對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提升農民生產技能,但一些培訓仍舊不接地氣--要么組織農民去電腦培訓學校上課,要么請當地職業技校老師照本宣科講課。“這種培訓效率很低,遠離生產一線,脫離地方實際。”一名種糧大戶這樣評價。

        有的培訓就非常受歡迎。比如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的部分農機合作社,在財政專項資金支持下建立了田間培訓學校,由長期在一線的“種田能手”到大田里現場講授病蟲害防治,或者由農機手現場進行機械操作示范。當地種糧大戶李旭芳說:“這樣的現場教學特別好,農民在現場邊看邊操作,很快就學會了。”

        部分地方政府培育新產業新業態還存在一窩蜂盲目發展的問題。近年來,我國鄉村旅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也促進了一、二、三產業的融合。但觀光農業、鄉村旅游產品同質化嚴重,浪費了資源、破壞了環境,帶來低水平惡性競爭。

        “地方政府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培育新產業新業態,一定要有整體規劃,一定要有產業基礎,否則難以為繼。”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表示。

        配套坎:科技支撐不足,缺乏健康市場環境

        湖南省益陽市種糧大戶劉創業多年來堅持綠色生產,通過施用有機肥和生物農藥,生產出遠近聞名的綠色大米,網絡售價達到每斤16.8元。然而,當很多外地客戶來談合作時,他卻不敢簽合同,因為受到農業科技配套的制約,沒法擴大種植面積,產量無法保障。

        “我們這個水稻品種容易倒伏,必須要精心管理、科技保障,但是基層科技人員嚴重缺乏,我們的發展受到制約。”劉創業告訴半月談記者。

        益陽市赫山區農業局的干部抱怨,農業科技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目前面臨的最大瓶頸之一,嚴重制約了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他們說,鄉鎮一級農技人員身兼多職,難以專心于農技推廣,加上隊伍老化,平均年齡在45歲以上,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術的能力弱。

        打造健康的市場環境,也是新型主體期盼的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湖南、山東多名蔬菜種植大戶告訴半月談記者,農業品牌好不容易做起來后,卻普遍面臨兩個難題:一是由于市場監管不力,被人冒用品牌,以次充好,降低品牌信譽度;二是大路貨產品惡性競爭,擾亂市場,最終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他們認為必須進一步加強市場監管,保護先進生產力。

        聯動坎:一體化、協調性不足

        首先,三產融合、聯動發展不足的問題依舊存在。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講師伍駿騫認為,進一步強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強調市場化的介入和產業鏈的合作延長,以提高生產效率和組織效率。要突破“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的舊格局,使農民和農村地區能夠分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收益。

        其次,要實現區域協調聯動。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秘書長崔寶玉認為,強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縮短地區差距,打破經濟分割,打破部分地方政府的“地方本位”思想和邏輯,從區域經濟整體發展的互補與協調出發,制定更加具有全局視野的發展政策,合理引導農業產業布局,避免產業結構同化、特點同化、功能同化,進而培育和建立起具有區域特色的集群品牌,打造農業產業集群。

        再次,多元主體需要互動聯動。專家認為,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各個參與主體應該形成利益共同體。從產業層面來看,就是要強調三產的各個參與主體形成利益共同體,探索多主體、多模式的農業發展路徑;從城鄉層面來看,就是要形成市民和農民的利益共同體,如CSA(社區支持農業)模式等,共同消除因為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食品安全問題,共擔農業的生產風險和市場風險;從區域層面來看,就是打破行政壁壘,形成地方政府聯動發展的局面。

        推廣家庭醫生,緩解看病難還有三難

        近年來,我國加快推廣覆蓋“家庭醫生”。在云南,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家庭醫生受到普遍歡迎,“看病難”問題得到初步緩解,但推廣中也面臨一些問題。

        “在社區醫院找家庭醫生看病方便多了”

        家庭醫生簽約服務,是實現基層首診、分級診療的重要項目。項目中,居民或家庭可自愿選擇1個家庭醫生團隊簽訂服務協議。在云南,家庭醫生根據簽約服務人數按年收取服務費,按每人每年36元標準給予補助,由醫保基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補助經費、個人分別承擔12元。

        據云南省衛生計生委統計,截至2016年底,全省家庭醫生簽約服務人數393.81萬人,簽約服務率15.3%,其中重點人群簽約服務人數228.2萬人,簽約服務率36.3%。

        “家庭醫生重塑了醫患關系。”昆明市五華區人民醫院武成社區服務站主治醫師趙安珠說,我們的服務得到居民的認可,簽約居民的健康狀況普遍良好。

        在武成社區服務站中醫診療室,52歲的居民劉云燕在做完針灸之后告訴半月談記者,她去年開始與武成社區服務站簽訂家庭醫生服務協議,近期又新簽了一年協議。“方便、快捷、省心。”劉云燕說,相比去大醫院排隊就診,在社區醫院找家庭醫生看病方便多了。

        為居民開展多種服務

        云南省衛生計生委主任李瑪琳介紹,今年云南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覆蓋率要達到30%以上,重點人群簽約服務覆蓋率達到60%以上。到2020年,力爭基本實現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全覆蓋。現在,家庭醫生已對簽約服務對象開展了多種服務。

        建立居民健康檔案和實行專業化團隊服務。云南省家庭醫生簽約服務主要采取團隊服務形式,由全科醫生、社區護士等會同上級醫院全科專家及社區居委會人員、養老機構人員,共同負責社區居民的簽約服務。五華區衛生計生局局長許睿介紹,五華區不僅組建近100支全科醫生服務團隊,還與8家省、市、區級醫院建立合作關系,為所轄地段居民提供專業的保健、醫療、健康教育等綜合衛生服務。

        探索多元化、個性化服務。在昆明市主城區,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深入居民家中,主動調查了解居民需求,明確服務內容及標準,提供個性化、針對性的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并保證服務質量的可持續性。云南多地還開設個性化服務菜單,為簽約居民提供中醫“治未病”服務。各地普遍運用新技術手段,通過建立微信群、QQ群、網頁,方便醫患雙方互動交流。

        三大難題待解

        云南省衛生計生委基層衛生處處長謝馨瑩介紹,從云南各地運行情況看,家庭醫生推廣工作還面臨雙向轉診機制不健全、人才隊伍薄弱、基層藥品供應不足等“三難”。

        首先,由于分級診療制度不完善,社區醫院向上級醫院轉診的機制還不順暢,轉診標準和流程并不規范,基層醫院難以及時協調、幫助病人得到專業的治療。“很多時候是靠私人關系尋求轉診幫助,多方協調才好不容易幫患者爭取到床位。”昆明市盤龍區聯盟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護師張紹霞說。

        其次,基層人才隊伍薄弱,制約家庭醫生進一步推廣。“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難以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李瑪琳說,專業人才少、服務需求大成為基層醫療服務的常態。唐石華是云南尋甸縣七星鎮戈必村衛生室僅有的兩名臨床執業醫師之一。面對441位簽約對象和每月3000元的收入,唐石華感到疲憊不堪:“任務重,壓力大,很多時候力不從心。”

        與此同時,基層藥品供應不足也是家庭醫生面臨的一大難題。基層缺藥、少藥已成普遍問題。昆明市五華區園西路社區居民鐘自鳴說,基層醫院經常出現藥品供應不足的情況,很多時候在社區醫院根本買不到所需的藥,只能去三級甲等醫院排隊、就診、開藥。

        垃圾分類:強制之外,還有什么招

        全國46個城市將要在2020年底前實現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為讓更多居民參與到垃圾分類中來,在我國的一些地方,妙招頻出,以激勵手段來吸引、帶動居民參與垃圾分類;同時,一些地方已出臺規定,讓垃圾分類不僅有“軟約束”還有“硬杠杠”。

        一個雞蛋砸碎垃圾分類“頑石”

        “3個積分就可以兌換1個價值6毛錢的雞蛋。”半月談記者在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堯化門街道了解到,這個垃圾攢積分兌換雞蛋的舉措讓居民養成分類傾倒垃圾的習慣。而在此之前,發放垃圾袋配備督導員,每千戶家庭一年需要花費60萬元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如今,一個雞蛋就砸碎了垃圾分類的“頑石”。

        不僅在南京,以激勵手段吸引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做法,正在各地推行。

        2013年以來上海推行“綠色賬戶”制度,居民將分好類的濕垃圾準確投放到社區指定地點,可積攢積分用于兌換獎品。截至2017年初,“綠色賬戶”累計消納了4.8億分,兌換獎品的總價值約5000萬元,上海市約180萬戶居民申領了“綠色賬戶”卡。

        在北京、深圳等地,則設了“資源回收日”。5個農藥瓶子可換一只打火機,40個廢易拉罐可以換2把牙刷,8個廢舊紙箱就可以換一包食鹽……在安徽長豐縣造甲鄉,全鄉13個村(居)試點運營“垃圾兌換超市”,讓村民用生活垃圾“以物易資”“以物易物”,鼓勵村民主動參與到城鄉環境的整治工程中來。

        多方參與帶動垃圾分類

        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垃圾分類只是一種方式,目的是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常務副會長管愛國認為。

        廣州從2014年起引導社會力量進入低值可回收物回收處理市場,并出臺了管理辦法,以廢玻璃、木質廢棄物、餐廚垃圾等低值可回收物為切入點,聯合街道、環衛站設置回收點,直接與第三方回收企業對接。

        據介紹,僅廢玻璃一項,廣州全市每年要產生約50萬噸,大概要占據20萬立方米的填充空間。過去環衛部門將廢玻璃運往填埋場,不僅花費每噸160元至200元的運費,還要付75元/噸的填埋垃圾生態補償費以及90元/噸的垃圾處理費。如今將廢玻璃直接運送至企業回收,省去了一大筆支出。

        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提出,推進垃圾收運系統與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系統的銜接,建設兼具垃圾分類與再生資源回收功能的交投點和中轉站。管愛國認為,把再生資源回收網絡嵌入環衛系統的垃圾清運網絡的“兩網融合”,將助力可回收垃圾尤其是低值的可回收垃圾收上來和分類處理。

        “軟約束”和“硬杠杠”并重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雖然強制垃圾分類開始時間是2020年底前,但一些城市已出臺相關條例和規范。

        在杭州市,一些垃圾分類試點小區張貼垃圾分類紅黑榜,通過張榜公布讓大家“互相監督”;同時,杭州還對實施垃圾分類的小區進行評比,讓沒有通過示范小區評選的上“黑榜” ,以此來提高居民參與垃圾分類自覺性。

        在寧波市,則在分類方法上推行垃圾分類“實名制”,以家庭為單位,每月向居民發放標注門牌號的垃圾袋,通過門牌號實名追蹤每戶家庭垃圾分類的正確率。

        目前,“不分類要被處罰”也開始在一些地方實施。近日,深圳市城管局對外發布家庭生活垃圾分類投放指引中規定,單位或個人未分類投放或者未按規定分類投放生活垃圾的,對個人處50元罰款,對單位處1000元罰款。

        專家認為,垃圾分類,徒“罰”不足以自行。在宣傳引導的同時,應拿出更具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乃至真金白銀加以引導,輔以嚴格的約束機制,幫助民眾建立環境友好的意識,早日讓垃圾分類成為每個公民的自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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